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认定制定法的宪法地位？与英国宪法原理类似，埃斯克里奇和费约翰同样诉诸政治实践：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提出一项动议，继而通过动员民众，发起社会运动，影响国会中的政治家，通过相关立法。

相比之下，将卢梭的个人理念称为是道德式的，源于他对社会德性的强烈呼吁和对个人自由的独特认识。[18] 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New York: Harcourt,1978, pp.297-298. [19]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2页。

然而这样的立场并不必然成立，美国学界面对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问题时，便出现了借助传统自由概念消解隐私权的主张。最后，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成熟的制度形态为公私二分提供了基本框架[38]。[23] Emerson, Selections from Ralph Waldo Emerson, ed. By Stephen E. Which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57, pp.148-149. [24] A. Mason, Brandeis, A Free Mans Life, New York: Williams Hein Co., 2007, p.39. [25] 马特：《隐私权研究——以体系构建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另一方面，隐私权可以说是实现人格尊严和一般人格权的必然规范要求，这种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立法意志和自由裁量的，即在逻辑规范结构和法律现实运用上两者存在必然的引出关系。[26] 舒国滢：《欧洲人文主义法学的方法论与知识谱系》，《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

虽然个人的人身与财产保护有着悠久的普通法传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法律仅仅对生命和财产的实际侵害提供救济，即一种对有形物的有形伤害的规制。最后，这两个不同方向在评价法学这里达到了汇合统一，这种汇合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意义。[12]君主特权是理论家们一贯关注的问题，英国虽然在近代确立了王在议会中活动的原则，但君主特权并没有完全被议会法所禁止。

首先，根施图尔茨的概念史研究，宪法（constitution）词义的来源有两个。但这个问题，需另文讨论。[23] 可见，A是宪法典，即《宪法》。二是会导致法律的修改。

但是如果考虑到，戴雪并未涉及今日所谓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断定，议会法和普通法之间的矛盾，并不像逻辑上所设想的那样突出。下面的四分法明显就更清晰，宪法有可能指： A名为宪法（或基本法）的单一文件，在某一特定时刻，经某个公认的批准程序通过。

[76]所以，法律和惯例的区分，对于戴雪而言相当重要，而对詹宁斯而言，它不具有根本性。法院实施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法律渊源的一种法律职业视角[xliii]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95页。[xlii]《现代汉语词典》对敬业的释义为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xliii]，与朱熹的理解基本一致。

作为宪法规范，遵守劳动纪律的语义是不完整的：何谓遵守？纪律由何人制定和执行？纪律包含哪些内容？这些问题都无法从字面上获得答案。（二）内容：接受国家教育以提高觉悟 提高觉悟只是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预期效果，而义务的内容并不止于此。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劳动纪律……就是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的东西[xi]。[vii]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在关于五四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刘少奇重申了这种一致性是公民义务的基础，指出：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人民就自然要把对国家的义务看做自己应尽的天职。展望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未来趋势，无论倒退回正题还是反题皆非正途，惟有继续完善合题、追求政治经济民生效果的统一方有出路。

《劳动合同法》立法启动以后，规章制度制定权的限缩问题成为争议焦点。[li]参见林来梵：《论宪法义务》，载《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167页。

参与制宪者指出，纪律和法制教育是确保公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具体措施，且是现行宪法相对于先前宪法的创见。…… [xv]参见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制宪的历史和先前历部宪法的实践表明，较之惩罚手段，现行宪法更多倚赖教育手段达到目的，劳动者的行为义务主要是接受教育，其次才是接受惩罚。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颁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54年7月14日，第1版。正因如此，接受劳动教育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题中之义。

[xxxviii]然而，所谓民主程序及公示等要求的含义不够清晰，削弱了司法解释限制规章制度制定权的效果。[xlviii] See Daniel FarberNeil S. Siegel, Unites States Constitutional Law, Foundation Press, 2019, p. 246-249. [xlix]参见姜秉曦：《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规范分析》，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43页。

以惩罚代替教育，作为实现预期效果的主要手段。在劳动纪律执行权方面，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构成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而所有企业都获得了判断何谓严重违反的裁量权。

[xi]前注(9)，《列宁全集》（第29卷），第220页。例如，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48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第49条），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第49条）。

在具体利益的不一致性获得强调的背景下，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主人翁觉悟未免显得不合时宜。[xxiii] 《条例》公布当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就《条例》公布一事发表社论，特别强调要把后进职工特别是犯有严重错误甚至某些罪行的人转变过来。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法院适用规章制度审理案件的三项前提：一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二是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三是已向劳动者公示（第19条）。最后，宪法和法律并非一律不宜介入道德争议。

[v]参见陆幸福：《公私领域分离与我国宪法再修改》，载《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敬业是对工作的专注态度，而一个不守纪律、散漫放纵的劳动者是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专注的。

为此，现行宪法删去了七八宪法的相关规定。这是探讨公民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宪法变迁的基本结论。

现行宪法出台后，1986年的《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对于辞退的情形和企业的权限作了与除名类似的规定，次年劳动人事部公布的《〈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第8条更规定厂长享有违纪辞退的审批权，无需向政府报批。纪律是集中制的体现，又支撑了民主，这反映出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七八宪法正是从巩固民主集中制的角度论述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必要性的。

国家与劳动者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不仅是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论证依据，而且是《宪法》关于劳动态度的要求的逻辑前提。反之，如果过分偏向企业的利益，任凭企业运用劳动纪律苛待劳动者，劳动者就会用脚投票，企业就会因为人才流失而伤到元气。企业劳动纪律相关权力的扩张和限缩，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规范基础已然牢固，下一步就是展开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规范内涵了。

最高人民法院在五四宪法出台前数月发布《总结关于处理劳资案件的经验和对今后处理劳资案件的几点意见》，运用司法政策强力干预劳动纪律，纠正审理劳动纪律争议时‘左和右的偏差。例如，即使公民违反了劳动纪律，也不能放任企业去取消休息休假、克扣工资报酬，否则宪法对于休息权（第43条）和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第42条）的保护就过于薄弱。

作者简介：阎天，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劳动者仍然应当遵守劳动纪律，但是只有义务遵守制定程序合法、内容合法且合理、以企业规章制度形式存在的劳动纪律。

我国现行宪法将遵守劳动纪律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赋予其与守法义务并列的崇高地位，这在比较法上颇为罕见。《宪法》第14条第1款指出，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